江姐扮演者谈到了张桂梅靠肩的细节，她曾说江姐是她一生的榜样，她说从小就喜欢江姐，一直盼着见到演歌剧的江姐，她崇拜英雄，然后她也成为了英雄。江姐的故事是怎样的？下面本站小编带来介绍。
近日，一组照片引网友泪目。照片中，张桂梅把头轻轻靠在江姐扮演者、歌剧演员孙少兰肩上。
孙少兰说，照片是2018年演出间隙与张桂梅见面时拍下，孙少兰说张桂梅向她倾诉，从小就喜欢江姐，一直盼着见到演歌剧的江姐。那天她高兴极了。“张桂梅是真正践行江姐遗志的人，我愿做她与英雄对话的媒介。”
张桂梅作为一校之长，平日里是严肃的，雷厉风行的，眉头似乎有着万千心事，然而靠在江姐扮演者身上的时候，张桂梅却仿佛卸下了重担，松弛的像一个孩子。或许这便是偶像和信仰的力量吧，在它们面前，张桂梅是有安全感的。
江姐刚出生时取的小名叫雪琴，从5岁发蒙读书始，父亲给她取的学名叫“江竹君”，到她被捕入狱之前就再没改变过。至今存世的1940年中华职业学校发给她的修业证书和她随后考入国立四川大学的入学登记表上，都写的是这个名字。
后来换了一个字的“江竹筠”，是她被捕入狱后临时取的化名。但这个化名并没有改变她名字的读音，只是用了一个同音字而已。
江姐在临刑之前写下了一封托孤遗书，是写给安弟(江姐的表弟谭竹安)的，当时江姐是用筷子磨成竹签做笔，用棉花灰制成墨水，写下这封遗书，信里满载着江姐作为一名母亲，对儿子浓浓的思念之情。
2007年11月14日，在江姐牺牲58周年这天，这封人称“红色遗书”的文物终于在三峡博物馆向世人揭开了尘封已久的秘密。
信中大概说道：“我们有必胜和必活的信心，自入狱日起(上一年6月)，我就下了两年坐牢的决心，现在时局变化的情况，年底有出牢的可能，我们在牢里也不白坐，我们一直是不断的在学习，我们到底还是虎口里的人，生死未定，假若不幸的话，云儿(指江竹筠、彭咏梧两烈士的孩子彭云)就送给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骄(娇)养，粗服淡饭足矣。”江姐的这封遗书展示了江姐鲜为人知的柔情一面。
这封遗书长约十二厘米，纸面粗糙，因年代久远，已开始泛黄。“这是江姐就义前最后的一封信件。”三峡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江姐既是一位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位普通女性，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信中屡次提到儿子彭云。
工作人员说，人们都认为革命战士是钢铁铸成，其实英雄也有温柔的一面，江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除了革命事业外，最牵挂的就是自己的孩子，“遗书字迹相当潦草，不时出现涂改墨迹，可见当时江姐心中对孩子的牵挂之情。”
在阴森恐怖的渣滓洞监狱里，江姐悄悄写下遗书，又把遗书送出监狱 。当时，江姐住在渣滓洞监狱女二号牢房，工作人员说，在遇难前两个月，江姐给表弟谭竹安写下了这封遗书。当时，监狱中对犯人的控制十分严密，江姐根本无法弄到笔墨写信。后来江姐偷偷藏起一根竹筷，在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把竹筷一端磨尖当笔，然后拆开棉被，把一些棉花烧成灰，调些清水，就成了墨水。
用自制的笔墨，江姐在一张草纸上写下了此信。遗书写好后，江姐通过一个看守，悄悄把信带出了监狱，辗转交给了她的表弟谭竹安。解放后，谭竹安将这封宝贵的遗书交给了博物馆并保存至今。
在狱中经历各种酷刑后，难友们则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其中何雪松代表全体难友献给江竹筠的诗这样赞颂道：“你是丹娘的化身，你是苏菲娅的精灵，不，你就是你，你是中华儿女革命的典型。”这首诗在渣滓洞牢房里被传诵一时。
正是像江竹筠一样的共产党人，怀着对共产主义的崇高信仰，才不会向敌人屈服。信仰就是一种忠诚，一种希望，一种理想，它给人不畏牺牲的精神，给人崇尚光明的力量。人生缺乏信仰，就会变得浮躁。在物欲甚嚣尘上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有坚定的信仰。
老一辈革命家也深深为江姐的英雄事迹所折服。据《红岩》作者之一的杨益言回忆，当年毛泽东观看空政文工团演出的歌剧《江姐》时，看到壮烈牺牲那场戏，他禁不住动了感情，曾感慨而又不无遗憾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为什么不把江姐写活?我们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不去把她救出来?”江姐就象红岩上傲立雪中的红梅花一样，在中国的革命史上永放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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